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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
敬文东
土家人野夫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文革”中当过少年樵夫，“文革”后，上过一所三流大学和一所名牌大学，当过公务员，做过像模像样的警察。身为体制内前途一片光明的干部子弟，后来却被时代风暴吹打成了“牢头狱霸”。在狱中，他奇迹般地和一些狱卒结为朋友，在劳改队导演春晚，并在当年首创犯人图书室。出狱后，他为谋生而成为著名书商，兢兢业业战斗在民间出版发行的渠道。
他还干过很多职业，经历过太多江湖生涯。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人，与他交往有很长一段时间，只看出他纵酒贪杯，热情豪迈。但都不知道，野夫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也许，这才是他被遮蔽多时的老本行和旧身位。
新世纪以来，野夫写下了一批力透纸背、光彩夺目的文章——《地主之殇》《组织后的命运》《坟灯》《江上的母亲》《生于末世运偏消》《别梦依稀咒逝川》《革命时期的浪漫》……这些文章旨在通过自己与家族中人或友朋的遭际，揭示曾经的时代是如何摧残宝贵的人性，如何在矢志不渝地蚕食中国人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价值观念。
这是一种惹人深思、让人久久无法释怀的文字，这是一种催人泪下，却只能让读者一个人向隅而泣，并经由暗中的泪水透视惨痛历史的文字。汉语的光芒在野夫笔下得到了恢复，得到了张扬；诚实、诚恳，而又无比节制。但让人惊讶的是，即使在述说惨痛至极、压抑至极的故事，野夫的文字也无比灵动，毫无凝滞之态，有一种风行水上的感觉，顶多是飘逸、向往自由的风被故事拉拽了一下而已。
沉重和土地有关，飘逸则同天空连在一起，这是汉语当仁不让的两个极点。野夫充分展示了汉语的土地特质与天空特质，他的文字是土地与天空按照某种比例的神奇混合。中国的历史太沉重，土地特质因此始终是汉语的焦点；汉语的天空特质则必须受制于它的土地特质，汉语的天空始终是同尘世相混合的天空，是被土地震慑住的天空。
野夫深谙汉语的两极性，而汉语的两极性则为他的写作对象提供了绝好的对称物和衍生物。听命于语言，但更应该听命于情感，尤其是情感中沉重的历史成分：野夫恢复了汉语内部最正派、最高尚的那部分品质，经由这些品质的指引，野夫拯救了一种被官僚体制蹂躏了多年的语言。
熟悉野夫传奇生涯的朋友或许都知道，完成于德国科隆的中篇小说《1980年代的爱情》，不过是对一个真实故事有限度的加工、改写和润色。诗人赵野和野夫相交甚深，他在他写野夫的散文中，曾经旁证过与此相关的那个原型。在他看来，现实中的那个女主人公，“虽然岁月沧桑，韶华已逝，眉宇间几分英气尚存”。
1980年代的青涩青年如今已到霜鬓中年；1980年代的初恋如今早已成为回忆的对象：它是那个年代过来人记忆深处的隐痛。辛波丝卡有一个非常好的诗句，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沧桑感是时间给予有心人的馈赠品。
野夫在德国科隆访学的不眠之夜，回望遗留在祖国的青春和初恋，仿佛是在回望自己的前世。过来人都愿意承认，1980年代是奇迹，是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清纯时代，是废墟上生长出来的好时光。那时，野夫年轻，爱情更年轻；那时，野夫纯洁，不敢亵渎神圣的爱情。在1980年代，拉手、在夕阳或月光下散步，是爱情的万能公式。蔑视权贵和金钱，崇尚才华和艺术，则是爱情的最低标准。不像现在，一切都需要货币去定义。因此，前世的爱情构成了野夫心中隐秘的骄傲，那也是整整一代人的骄傲。他回望80年代，不知道是为了给今天疗伤，还是为了讽刺今天，或是为了给自己增添活下去的力量？
显然，野夫算不上虚构能人，他仅仅是一位非虚构叙事的大内高手。幸运的是，他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小说，在贫乏无味、缺少故事的我辈眼中，已经是结结实实的虚构。
《1980年代的爱情》之所以感人至深，很有能力挑逗读者的文学味蕾，考验读者的泪腺，仰仗的不是故事情节的复杂（故事情节一点都不复杂），而是野夫对汉语两个极点的巧妙征用：在需要天空特质的时候，他让读者的心绪飘忽起来，沉浸在对初恋的回忆之中，轻柔、感伤和对远方的思念统治了读者。在需要土地特质的时候，他让读者的心情向下沉坠，沉浸在对那段荒诞历史的思考之中，漫无边际的沉重统治了读者；野夫在小说叙事中，对天空特质和土地特质毫不间断地交错使用，按摩着读者的心绪，让他们从头至尾都处于坐过山车的状态，肾上腺素居高不下，配合着、应和着速度加快了二分之一的心跳。
对汉语两极性的重新确认和巧妙使用，是野夫迄今为止全部文学写作的最大特色，是他有别于所有其他中国作家的奥秘之所在。也是他以区区数篇文章和少量小说，就彻底征服许多读者的秘密之所在。放眼中国，或许找不出第二个人会像野夫那样，如此看重和依靠汉语的两极性，甚至是过度开发和使用汉语的两极性。这让他的文字像书法中的魏碑，古拙、奇崛、方正、守中，从表面上看毫不现代，但无限力道却尽在其间，以至于能够寸劲杀人。
《1980年代的爱情》取得的成就溢出了小说的边界，它让读者越过故事，直抵语言的核心部位——让读者欣赏的是语言本身，而不仅仅是过于简单的故事。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钱锺书的《围城》，如果没有语言自身的狂欢、撒野和放纵，《围城》恐怕连三流言情小说都算不上。如果没有魏碑式的语言从旁压阵、助拳，作为小说的《1980年代的爱情》该会多么单薄。和《围城》一样，《1980年代的爱情》也以对语言自身的开采，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地位。
2013年5月8日 北京紫竹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