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上的长途旅行是疲惫的，所以沈一一在旅行的后半段基本上都是躺在铺位上养精蓄锐；列车上的长途旅行又是有意思的，因为只有在列车上的旅行素不相识的人之间才有可能谈天说地深入交流。
当沈一一和彭卫宁坐着火车南下之时，吴老先生带着自己的学生在北京站下了车后就立即赶回了学校。
和沈一一所猜想的差不多，他们这一行人这一次去东北确实是带着任务下去的。沈一一因为有前世的记忆，所以根据过二年中央政策的变化猜测出了他们这一行的目的。但实际上，沈一一所不知道的是，之所以中央这么急着把这一行人派下去，其实是因为就在这一年，东北的国有企业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说不上是不是因为有一只蝴蝶扇动了一下翅膀，反正在中央部委收集去年的下属企业的年度工作报告的时候，突然发现大部分企业的报告中，应收账款忽然有了成倍的增长。有些企业的应收账款几乎比全年的产值的几倍还要多。这个问题一开始并没有引起那些部委的重视。其实每年的收集报告在这些部委中也只不过是一个走过场的事情。这个时代中，那些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的考评也还没有进行绩效考核，所谓的统计报表也只不过就是一个行政命令下去，下面的企业就照着任务单来填数字而已。填的人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填，收的人也最多只做一个汇总工作。至于这些数字背后的意思，并没有人会拿出额外的精力来分析。
应该说。可能正因为这些数字其实和基层领导的考核并没有直接挂钩的原因，所以这时收集上来的数字虽然不好看，但好歹还是真实地反映了企业的经营情况。否则的话，后世的上级领导，想要了解企业真实经营情况的数字，那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了。
这一年的年初，不知道是不是天注定。有一个新分到计委的大学生，可能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拿起了各个中央部委整理的企业经营数字看了起来。那还不算，那个大学生还真的就拿了一本国外分析企业财务报表的书，煞有其事地把这些数字汇总。写起了一份“国有企业经营情况分析报告”。这有些事情不去做不知道，一做起来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
这个大学生在分析了这一堆数字以后，对于那个远比书上的例题中的数据离谱许多的应收账款犯起了难。因为按照西方企业经营的常识，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一般来说这些企业应该都已经破产倒闭了。可是在中国，这些有着几千上万名职工的工厂倒是还都健在着。他发现自己的报告的结论比较难下了。拿着这样的一组数据。他回到了学校，找自己的老师去问问题了。他想知道为什么在一个要建设市场经济的国家中，还有经济现象是不能用市场经济的常识来解释的。
十分凑巧的是。他的老师和时任的主管副总理认识。在了解到以后，在一次和副总理的餐叙中，把这一点作为一个笑话，说起了对方听。可谓是有着一个经济学家敏锐感觉的副总理立刻察觉。这应该是这个阶段地区国有企业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而且他深深地感觉，这样一个结构性问题，如果不解决，那将来整个国民经济都会被这个定时炸弹所威胁。
带着对于未来国家经济运行情况的忧虑，副总理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正式把这个问题提出。会场上当然是有分歧的。有些领导人认为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这样的现象应该已经行之有年了，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反正真的有了危机，就让银行继续贷款维持企业经营呗；可是副总理却忧心地说，如果继续放任银行放出这些注定很难回收的不良贷款，那么局部的企业经营的问题就会蔓延到金融体系，最终危胁到整个国民经济。在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最后，国家元首拍板，让副总理负责调查并核实此事，拿出具体处理的意见后，再上会讨论。
拿到了授权以后，副总理立即组织了人手，去东北核实。毕竟，从部委汇总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大型骨干国企聚集的东三省是这一波应收账款风暴的重灾区。吴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其实就是带着核实那些上报数据的任务去东北的。
沈一一以为他们是去调研国企改革的，但其实他们这一次还真的没有到这一步。核实应收账款的共性问题才是他们这一次去东北的主要任务。
当然，作为国家布置的任务，火车上无论是吴教授还是他的学生们都没有向沈一一澄清他们此行的目的。而且，无论是沈一一还是他们，谁都没有把吴教授此行的目的拿出来说。他们讨论的问题其实严格来说和这一次的东北调查之旅根本没有关系。
即便如此，沈一一在火车上所说的那几个经济学的前沿概念还是给吴教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在拿着自己学生做的报告向副总理交差时，还谈起了在火车上的这段小插曲。
“说起来，我们这一次去东北调查时，只不过是关注到了总理您当时特别要我们注意的那些应收账款的数据，看看是不是那么大。这一看之下，还真的就是让我们大吃一惊。应该说，上报的数字没有夸大，反而还有些滞后。今年头三个月的数字比那些报表上的还要触目惊心。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把这个调查报告拿回来给您看，对于总理您的压力可真的是够大的。因为对于您来说，不单是要发现和核实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问题。可是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还真的就是让我也犯了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