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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目标位面，1943年12月31日。
由于临近1944年1月1日即元旦，所以第一目标位面的炎黄大陆民众和倭寇各地侵略军及其本土国民，差别很大的忙碌了起来。
对于炎黄百姓来说，元旦的重要性要远远小于春节，它仅仅是孙中山于1912年1月初，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为“行夏正，顺农时，便统计”遂从西历的一种产物。况且民国政府把元旦称为“新年”，把农历初一称为“春节”。因此老百姓本身并不认可“新年”，大多数人仍延承古时习俗，看重“春节”远大于“新年”，市面上也没有集市、庙会和庆典等活动，只有政府机关、学校以及外国经营的洋行大商号等放假1天罢了，他们此时的忙碌，更多的是尽可能的为农历初一的“春节”采买物资、准备吃食。
而倭寇就大不一样了，小鬼子自明治维新以后，为从各方面向西方列强靠拢，便逐步淡化传承自炎黄古代的农历初一过新年的做法，着重加强1月1日西方新年的概念。如果没有战争，他们要从1号起连放3天，要“初诣（拜佛）”、吃“御杂煮”、喝屠苏酒、尝青鱼子、吃黑豆以及稍带甜味的酱油煮小干鱼，当然还有一系列庆祝活动。
倭寇本土东京。
此时这里的气氛稍显诡异，整个东京路面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许多临街商店在屋外摆起了长廊小摊，将店里面种类因战争而并不丰富的商品陈列摆放好：有木头制成的景亭灯，暗红色的餐点盒、两头细中间粗的木擀面杖、草条变成的帘子、样式比较粗犷但很实用的外青内白大海碗等等。整个城市一切场景都像节日那样呈现，但诡异的是马路上却很安静，没有节日应有的笑声和喧嚣。穿着土褐色粗布和服样式的倭寇男人和女人，全部安静快速的挑选着家里急需的物品，并频频远眺天空，害怕远处突然出现，给自己带来毁灭和大火的黑点（星条旗轰炸机）。
1943年末的东京城已经初显繁华，可较后世知名的国际大都市样貌还差的老远。这时的东京没有摩天高楼，没有地铁系统。有的只是一处处、一串串连成片的木质平房和小矮楼。马路也是土路为主没有大规模铺设沥青（皇宫附近地区除外），海风一刮顿时卷起一地沙尘，呛人口鼻。一根根高高的木质电线杆耸立在路边，旁边则栽种着几株瘦弱不堪的小树苗，骑自行车的、赶马车的、徒步的行人等来来往往，他们衣着颜色相对单一，大体只有土褐色、青绿色、灰色几种颜色，所以整体构成的城市画面也是凸显单调、乏味、死板和沉寂的。
远藤由贵是东京山崎钢铁厂的一名职工，这一年来他经历了如过山车般的心态变动。先是伟大的天皇陛下堂哥，贺阳宫恒宪王在炎黄大陆陕西省玉碎，紧接着陕西的红党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横扫帝国陆军，占领炎黄大陆西北，并于年末占领了帝国在长江以北的所有“领地”。
而后便是山本五十六大将，这个神一般的男人。他在帝国危难间闪耀才华，先后攻克了星条旗夏威夷、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先后数次全歼了星条旗太平洋舰队主力（倭寇本土夸大宣传）。使得帝国在西太平洋的领土日益巩固，基本断绝了星条旗反攻的可能。可就在这令人兴奋的时刻，敌人骤然而降的高空轰炸开始了。从刚开始的几十架到现在每天几百架上千架飞机，毫无顾忌的肆虐在东京上空。虽然帝国的飞机勇敢杀敌，可不知道为什么，落入到东京市内的炸弹越来越多，尤其是其中为数不少的易燃弹，更是让木质房屋占多数的东京街道满目疮痍。
“我回来了！”脑中想着这些乱七八遭的事情，远藤由贵推开了自己家的房门。
“远藤君，欢迎回家！”正戴上帽子，围上围裙，手拿掸子在屋里面掸土除尘的吉川优子答道。
“父亲大人，欢迎回来。能不能现在带我们去看消防员登梯子？”正手拿湿布巾，给推拉门和地板过水的三个孩子大声问安恳求道。每年新年，倭寇国内的民众都会自发组成游行队伍，然后手拿国旗和代表福瑞的旗帜沿街游走，倭寇政府部门的消防员则会主动加入其中，一边攀上高耸的梯子表扬各种高难杂耍技巧，提升节日气氛，一边提醒人们要注意防火。
“今年不行了，登梯子活动取消了。”远藤由贵摇头道。
“纳尼？为什么？”听到坏消息的三个孩子郁闷的问道。由于远藤由贵是钢铁厂职工，每月薪金比较高，所以家里的小孩还有相对充足的食物和一两身得体的衣服。
“前一阵子东京各地起火的地方太多了，消防队和宪兵队一直在不断灭火，昼夜无休，听说已经没有体力表演节目了。”远藤由贵不耐烦的答道，“好了，一会儿有游行车队过来（马车队），你们可以先拿风筝出去玩会儿。”
“嗨！”听到有别的节目，三个倭寇孩童奔向屋外。
待孩子们飞奔出屋后，远藤由贵问道：“优子，‘惠方卷’做的了吗？”
倭寇在新年要吃惠方卷，一种粗大的寿司卷，里面卷着七种特殊的食物（西葫芦干、黄瓜条、蘑菇、鸡蛋、鳗鱼、干鱼松），是倭寇国民为迎接春天而吃的特殊食物。其“惠方”两字是指福神所在的方向，也就是吉利的方向。
“嗨，我今年多少做了些，不过因为西葫芦干、黄瓜条、蘑菇、找不到，馅只有鸡蛋、鳗鱼、干鱼松。”因为凑不出代表七福神的其中食材，吉川优子有些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