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一章 江左风云（二）
夏四月，镇南将军、广州刺史周楚卒。大司马桓温闻噩，涕然叹道：“永和众士，尽皆凋零，叙平狩猎江左恐不久亦”。左右劝曰：“谢安石才学高绝，可为江左柱石。”桓温默然许久却未言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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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温老匹夫，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方解我心头大恨！”袁谨赤红着眼睛恨恨地大骂道，而旁边的朱辅、袁恩、灌秀也是满是悲戚之色。根据刚送来的情报，桓温下令将袁家一门五百余口全部斩杀在建业江边，一点都不给北府曾华面子，而天下民众也对桓温突然发作的暴虐颇有微词。
自从北府一面上表江左朝廷，力保袁瑾，一面毫不客气出兵数万，一举攻陷寿春、当涂和彭城、下邳一线，天下人又被北府的举动搞迷糊了，而做为当事人的桓温更是一头的雾水。不过他知道曾华一向是擅于布棋挖坑，为了以防万一，桓温只得放缓对合肥的进攻。而袁瑾在经历了惨重的教训之后，终于知道自己那帮兄弟子侄铲除异己是一把好手，真刀真枪就彻底歇菜了，于是袁瑾重新开始信任起朱辅、灌秀等跟随自己父亲多年的武将。
寿春陷于北府之手后，袁瑾在朱辅等人的劝说下，趁着桓温缓和攻势时机，率领仅余的五千寿春军精锐拼死突围，向西逃遁。桓温军一时没有防备住，让袁瑾、朱辅、袁恩、灌秀领着三千残军逃出了生天，经东城（今安徽定远东）、临淮逃奔到了广陵，与范六叛军汇合。
听说袁瑾率军来投，范六大喜过望，背了好几年暴民乱军的名分，终于也有正规军来投自己，这不正说明自己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吗。已经废除“帝号”的范六立即自称东海公，天下兵马大都督，然后授袁瑾为镇东将军，徐州刺史，都督徐、扬、豫州诸军事。当然了，范六也知道袁瑾这些人跟自己那些海贼、盗匪出身的班底绝对合不到一起去了，所以“非常大方”地将射阳以南地区划给袁瑾做地盘，还非常慷慨地拨出三万部众和一批粮草支援袁瑾。
袁瑾虽然从心里看不起范六等人，可惜现在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得捏着鼻子接受了封号，接纳了部众和粮草，再谢过范六的“大恩”之后便向南移驻，镇屯临泽，直接面对驻扎在高邮的桓石虔广陵军，成为范六新立的东海国最坚实的壁墙。
袁瑾在临泽刚刚立足，就听说桓温上表朝廷，强烈要求严惩叛逆的袁家一门，以正法纪。谁都知道这是桓温借机立威，威慑江左朝廷和众人，以挽回他在朝歌大败之后急剧下降的威望。谢安和王坦之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广施仁德，只要惩戒首恶即可，不要祸及家人无辜。甚至连留镇建业丹阳的桓冲也上表为袁家一门求情。
但是桓温却固执己见，并要求北府将从寿春俘获的数百口袁府众人移交给江左，由朝廷处置。看来桓温是吃准了北府最讲实际，不会为了一个被灭的家族势力跟自己翻脸，于是才摆出这么一副强硬态度来，也算是给江左那些三心二意的人敲响警钟，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几经交涉无果，最后桓温祭出“法宝”，请朝廷下诏书，要北府交回袁家满门数百口，北府“无奈”，只得奉诏乖乖交人，不过在交人的时候，北府以曾华的名义给桓温递交了一封书信，请桓温看在旧故袁真的情分上，还有他以往为朝廷立下的赫赫功绩上，放过袁家满门。
但是桓温接到人之后，二话不说便将袁家这三百余口连同在合肥俘获的两百余口全部拉到建业城外，当着丹阳数万百姓士人的面尽数斩杀。
消息传出，天下哗然，据说就是一向对桓温很恭敬的曾华也发了火，下令不准北府卖给荆襄军一刀一马，并停了每年献给桓温的“岁贡”。
做为当事人的袁瑾更是悲痛欲绝，哭昏了三次后便有了刚才那番激烈的言语。朱辅跟随袁真三十多年，看到老主上家家破人亡怎么不戚然悲伤呢？而且自己的家人也一同陪了葬，朱辅想起桓温就咬牙切齿；袁恩是袁真的义子，跟随其十几年，更是与袁瑾情同兄弟，袁家破亡，便如同自己家亡一样，所以袁恩现在跟袁真一样悲痛欲绝；灌秀则是袁瑾的心腹亲信，也是他的亲兵队长，现在也是一脸悲愤地站在一边，捶胸顿足，恨不得立即杀了桓温老匹夫。
北府曾华在袁家的破亡一事上也脱不了干系，但是目前袁瑾等人心里只有桓温这一个敌人，在灭了桓家之前估计也没有工夫去找北府和曾华的麻烦，说不定还能能跟他们联合，倚为强援。
四人同仇敌忾，立下了拼死也要与桓温和桓家周旋到底的盟誓，接下来就是要付诸于行动。袁瑾从数万部众中选出三千青壮，与本部寿春军精锐编在一起，合为六千人，日夜操练。朱辅本是宿将，练兵整军自有一套，袁恩是寿春军中难得的善谋知兵之人，而灌秀不仅勇武，人也非常机灵。三人既然愿意誓死辅助袁瑾，自然拿出了十二分本领，用心尽事，不到半年便练出一支“东海国”的“虎狼之师”，号为“朝歌军”。
“朝歌军”的名号传到姑孰桓温耳中，当时就把这位江左朝廷的大司马气得半死。朝歌，这是桓温深以为耻的地名，也是他心底最痛的一块伤疤。当年他在那里坐等胜利，结果被慕容恪一个突袭打得半死，此后再也没有胆量和气魄北伐了，他的威望也从那时起就直线下降，而朝歌这个名字也成江左士子百姓暗地里嘲笑讥讽桓温的代名词了。袁瑾把自己精锐之师取名为“朝歌军”，其意不言而喻。
不过桓温已经没有心思去管袁瑾和他的朝歌军，他只是叫桓石虔率领广陵军看住高邮一线，防止贼军南下就好了，因为他现在一脑门的麻烦。
原本太和六年是个好年，可惜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太和五年财政窘境，桓温下了狠心对江左进行了一番改制，所以太和六年中百姓们种田积极性大大提高，种地面积也大大增多，加上太和六年江左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各地大熟，尤其是江左的基业-三吴之地和桓温的老根据地-荆襄地区。桓温接到各地大熟的消息，原本以为会过个好年，谁知刚过秋收就形势大变。
由于江左朝廷和高门世家都欠了北府一屁股债，现在必须要还债了。但是由于桓温的改制，江左各地都收到了朝廷的“农业指导精神”，太和六年只能全心全意种粮食，不能再搞其它“乱七八糟”的副业和农产品。
所以到了太和六年秋收北府商人来收账时，江左各地只能用粮食来抵债了。但是问题又出现了，由于只有粮食这种单一的“货品”，加上数量巨大，而北府的采购量却只有那么多，很快便出现了粮食大降价，而大熟的荆襄和三吴地区情况更是严重。各高门世家为了尽快还清债务，并且能够采购北府新的货品，不由纷纷压低价格出售粮食，结果形成了恶性竞争，最后粮价只有去年的三分之一。但是为了补上窟窿，江左高门世家只能尽可能地多售粮食，而要想多获得粮食就只能拼命地从百姓和农奴手里敲榨更多的粮食，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对于普通百姓们来说，由于粮食“大降价”，食盐、棉布等生活必需品就相当于涨了价一样，不但原本指望多收了三五斗就可以改善生活的希望成了泡影，就是卖粮后挣得钱还不够买“预算”中一半的必需品，日子反而更加难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