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广渠门外算是很偏远的地段，那会儿可不象后世，炒地皮炒到河北去。京师这儿，内城不是一般百姓能住的，能住进去的都有点身家，住外城的，就多半是些小力笨苦哈哈了，出了城，就更甭提，全是高梁花子，虽说是帝都脚下，论说起来，不比外地强上什么。
好的就是，四方辐辏，商贸发达，几家凑一凑，买头耕牛，买几匹挽马，骡子什么的，都很方便，凑钱叫铁匠来打点农具什么的，也是很便当的。
说来可能很多人不信，当时人的生产生活用具之缺乏，实在是后世高度物质文明下的现代人难以想象的。
农具和畜力的缺乏是最明显的，很多地方还在使用石犁来犁地，耕牛缺乏，几户人家能共用一头牛，就算富裕地区。
中国一直没有发展到银本位的货币经济，也没有信贷系统，根本没办法形成规模农业。
都是讲究的精耕细作，从西周之后，就没有大规模的产业化的农庄农业，各家各户一小块地伺弄，弄好了温饱，弄不好全家饿死，不然就造反，逃荒，所以开国之初，抑制土地兼并，百姓还有活路，国力也是蒸蒸日上，一旦土地兼并开始，再遇到灾荒的年头，大面积的减产导致无数的百姓破产，然后农民委身豪强，国家收入税减，更进一步逼迫自耕农，让更多的自耕农破产，托庇于豪强之下，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恶性循环下来，大乱大治，几千年下来，令人思之而扼腕痛恨。
京师这儿，到底是首善之区，畜力农具比起别的地方要好的多，土地也是一水的平原，虽然不比关外的肥沃，也不及江南的土地有河塘泥当肥料，总的来说，比起西南，西北，燕赵大地的耕地还是蛮不错的了。
但要命的是水利工程。
大明政府的财政系统一团糟，整个户部就是一个大型的会计部门，负责计算收纳，根本没有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财政进行统筹规划，没有户部的支持，工部当然不会出头来负责兴修水利的事，而把这种事推到地方官员头上。
地方官员也不傻，他们只要把宗族敷衍好了，把地方绅士交结到了，不惹麻烦，再清正廉洁一些，断案的那种黑心钱不捞，三年下来，一个卓异的考评就稳稳到手了，谁去帮老百姓挖沟通渠的，这不是有毛病不是？
政府不出头，地方上的水利建设，就主要是靠乡绅带头了。
江南地区做的最好，河塘沟渠多，不修断然不成，指望官府也是指望不上，就只能靠自己了。好在，江南士绅多，民智开通，而且，最为要紧的就是百姓自己也要翻挖沟渠。
当时种地，可没有农药化肥，土地高产不高产，全凭粪肥往上堆。当时俗话，肥水不流外人田，宁愿憋着，也不能把粪便便宜给外人。拾粪也是门职业，农闲了，很多半大不大的孩子背着粪筐到处拾粪去，说起来也是生发。
除了粪便，河墉泥也是肥料，每年年尾时清淤翻挖上来堆到地里，效果不比粪肥稍差。这样一来，江南地区不必太多鼓动，年年疏通河渠已经成必然之势，再加上河网密布，天生的养人的好地方，明初时候，松江和苏州几府交上的粮食几占全国收入的八分之一，一隅之地出产如此之多，也是异数了。
西北就不同了，江南一亩最高能收六石粮，西北地方原本就缺水，植被又被破坏，开发过度，原本汉唐时的水利工程无人维护，干旱的时候没水，下雨的时候坡地积不住水，没有植被吸收，没有河流蓄积，又容易冲坏田地，形成水灾，每年种子种下去，能收到一石或是一石半，就是天开眼，正常年头，七八斗一亩，五六斗一亩，甚至三四斗一亩，都是常态。江南一亩，可抵西北五六亩地，也是稀松。
所以西北，特别是陕北和晋北地方，是明朝最为凄惨的地区，收成少，费力高，几乎是十年九灾，正常年头，也就是勉强温饱，稍遇灾害，就得准备啃草根树皮。超过几年的大灾一来，只能靠朝廷赈济，不然的话，就得逃荒。
张佳木这会儿当然不知道明朝就是亡于西北流民，但土地好或不好还是知道的。直隶平原和西北有一点差不离的，就是水利不修，而河流不多。
近河的水田，当然就是无上之宝，收成高，旱涝保收，不必太操心水灾旱灾什么的，以平原地貌再近河，一年两季，五六石粮唾手可得，当时一石粮在江南地方要五六钱银子，京师地方，粮食吃紧，正常年头就是一两银子一石，几百亩水田，一年几千两银子收益是稳的，张佳木在外头挑庄子，派出来的人手很得力，第一轮就挑中了一块水田，上头赐了三万亩田，累计加起来被他挑中了两千来亩近河的水田，还有别的投充和多划的土地，在原本张佳木挑的庄子附近，他已经收了十几个村子庄园，加起来一共五万亩地。
这当然是违规的，但以张佳木的权势，又有谁敢挑他的眼，说他的错？
就是武清侯石家，多威风的侯爵世家，听说在奉天门赐宴时和张大人扯水田的事，也被张大人严辞驳回，这么一来，附近庄子里的村民算是放下心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