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笑了笑，向着垂头丧气的崔浩道：“县官当了驿丞，迎来送往，就知道陪客。特别是上宪到来，更是当成天大的事。水利不必管，劝农当然也不必劝，山阳知县，一年有大半年是在陪客，县里的士绅，排成十几班，按官员品级和职务，轮流出来陪坐。这般殷勤，当然是有利可图。象县里真有什么案子，百姓有什么冤屈，倒不是不想管，但实在也是管不过来。崔学士，我说的，可是事实？”
他这些话，其实就是切中情弊，实在是再贴切也没有的话了。
吏治渐渐败坏，不要说和国初没法比，和永乐年间没法比，就算是和正统初年，“三杨”还在位时，也是没有办法比。
能自律的少，由俭入奢的多，贪图享乐的也多，灰色收入视同合法的，也是更多了。
象“县官做驿丞”的话，其实在近百年后，有著名的清官海瑞在自己的书中痛陈，当然，海瑞的时代，驿站和迎来送往的耗费更大，官场潜规则也更加严重。
在明朝，有最著名的两个破坏潜规则的人，一个是海瑞，一个是张居正。
海瑞以抬棺骂皇帝的最著名的清官身份，结果在江南做巡抚就做不下去，天天有人扯他的后腿，告他的状，与他斗气。
结果这个脾气比石头还硬的人，连皇帝也敢破口大骂的人，竟然不能安于巡抚位上，干不到一年，只能辞职了事了。
张居正倒不是在反贪上做文章，事实上，他自己就是大贪官一个，戚继光等著名的将帅，每年都会有大量的财物送到京师张阁老家，绝不敢有所耽搁。
当然，以他的位子，张居正算是很克已了，象刘谨等辈，才是巨贪，张居正虽是受礼，但绝少因贪贿而影响政务，就这一点来说，已经算很可以的了。
只是万历后来知道张太师的真相，而以当初年幼时经常被张居正训斥时的童年阴影，绝想不到，满嘴仁义道德，一嘴大道理的“张先生”居然是表面一套，背地一套，万历的情感因此大受伤害，再加上被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压制多年，情感上也是受过伤害，所以报复起来，格外的阴狠。
而且，从此之后，万历不再信文官，以消极之法与文官斗了几十年，国事政务荒怠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皇帝拖着文官集团，和整个庞大的帝国一起冲下山崖，彻底毁灭。
而张居正最为文官同僚们憎恶的，还是他的不守潜规则。凡事认真，自己不拖沓的同时，还要鞭打整个官僚集团都动起来，在考成法等诸多法条律令的约束下，张居正当政的十年，国家机器虽然已经又老又锈，但还是疯狂的运转起来。这般做法，显然就是和人的惰性背道而驰，使得很多人心怀怨望。
破坏潜规则的代价是惨重的，张居正身死之后，他的家族报应如此之惨，同僚攻讦如此严重，也助长了皇帝向张家清算的情绪，一饮一啄，莫非天定？
……
崔浩哑口无言，事实上，他亦从来没有人用这种详细并且翔实的数据来同他说话。大家同殿为官，十年苦读，学的自然是儒家经义，但儒家的书上全是华而不实的大道理，真正治民理政的学问，却是一点儿也没有。
所以为官之后，除非是为翰林，为京官，不然就非得仰仗幕府里的幕宾不可。正经延请的幕宾，哪怕是贵为巡抚或是大府的知府，亦要对幕客尊敬异常，凡事要请教，不是主翁召幕客来，如果是那样，脾气再好的幕宾也会翻脸———要东翁移樽就教，到幕宾的住处去请教才行。
在京师为官，则凡事必定受困于书吏，京师六部，人早有言，当家的不是官员，而是各部办事的小吏们。这些吏员，世代相传，有一套挟制上官的心口相传的本事，凡事离了他们，自然而然的就会玩不转，所以上官凡事拱手，真正办事的，就是这些品格猥琐下作的书吏们。
自唐以后，吏员升迁之路就很困难，至元朝，更是为祸天下，所以明太祖对吏员有很大的偏见，也规定了不少限制的命令，所以吏员想转为官员就难了，而且，社会上的人对吏员也颇多偏见，并不谅解。
国家不喜欢吏，又离不得吏，又没有良好的监督和限制，吏员不仅无人管束，并且可以家传世袭，而国家又在舆论上十分的歧视，则自然而然的，十吏九坏，想找一个有良心的吏员，可就难了。
正经的吏员，尚且如此，那些在州县做事的衙役，那就更加不必说了。
山阳一县，就有衙门过千人，如狼似虎，以催科为名，横行乡里，多加征敛，百姓真的是困苦不堪，有口难言。
在国初时，衙役只是力役的一种，是由里甲中征发健壮者到县衙充役，而没过多久，这种徭役就成了肥差，要花钱去买才成。而因为利益链的庞大又缺乏监管，做衙门，比干土匪有前途的多，所以衙役队伍越来越膨胀，一个小县，国初时可能三班衙役数十年，到现在，百年之后，一县的衙役就可能是数百，甚至是过千人，这般庞大的食利者，就只能对百姓敲骨洗髓，一直到整个王朝崩盘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