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6章 士人、外戚、宦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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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话说回来,不知道几位先生有没有开始讲述您身后大汉的变化?”鲍鸿笑着说道。

“哦?将军要问的是什么方面?”霍光闻言,也是笑着接口道。

“咱们这里都是自己人,我也不虚言伪装,就说如今士人、外戚、宦官争斗不休的问题。究竟该如何才能构建出稳定的政治制度呢?”鲍鸿笑着甩出了一个无解的难题,看看这个被系统认定政治100的家伙怎么看。

为什么说是无解难题呢?因为这是历代皇帝都思考的问题,要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国家中央士人、外戚、宦官一条心,那么国家延绵万世也不是不可能的。

士人倒不用多说,所谓士农工商,古代所谓四民,指读书的、种田的、做工的、经商的。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西周、春秋时代,士,在政治上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的最低层,几与庶人相接;在宗法上,大夫臣士,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僭越之举;在经济上,士有一定数量的“食田”,禄足以代其耕,可以不劳而食;在文化上,士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多种教育。他们的社会职业因而是多样化的,或充任武士,或作卿大夫的邑宰、家臣,或在天子、诸侯的宫廷和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一般职事官。

春秋中后期,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由于礼崩乐坏、宗法制松弛以至于瓦解,士失去了生活保障,除了“六艺”知识,已经一无所有;另一方面,士在失去地位的同时,也摆脱了宗法制的束缚,不再受卿大夫的役使,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

而大国争霸的政治需要,使得各诸侯国争相「尚贤」、「使能」,从而刺激了社会对智能、知识的需求急剧增长;以传播文化与政治知识为主的私学在这一时期大量涌现,不仅培养出大批文化人,而且形成「不争轻重尊卑贵贱,而争于道」的文化理念。种种历史机缘的遇合,促成了士人的崛起。

到了现在,士人并不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了。而是专指读书人,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知识分子的统称。他们学习知识,传播文化,政治上尊王,学术上循道,周旋于道与王之间。他们是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士人是古代中国才有的一种特殊身份,是中华文明所独有的一个精英社会群体。

掌握了政治、文化、学术等等,自然免不了介入政治。

著名的士大夫的称谓就是指的是士人与官僚的合二为一。从士人到士大夫,显示了士人介入政治,进入政治中心地带的历史动向。

说起汉朝,外戚自然免不了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秦统一中国后,秦王政自认为“德高三皇,功盖五帝“,因而取两者之尊称“皇帝“,并由此确立整套与皇帝相关的制度,其中皇位继承制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制度之一,为了万世一系地将自己的宝座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奉宗庙之重,终无穷之祚“,自称始皇帝,以期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也。秦虽历二世而亡,但秦始皇开创的皇位继承制度却保留下来,到东汉时已日臻完善。这种皇位继承制度,使储君的范围集中在当今皇帝的子嗣当中,选择余地较小,一旦皇帝早逝,出现幼帝即位的概率就极大。

尤其是东汉更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东汉除光武帝(刘秀)、明帝(刘庄)、献帝(刘协)外,其余都未满36岁而亡。其中,除去安、质、桓三帝以刘氏宗族身份即位外,其余都遵从“父传子,家天下“的继承原则。

皇帝们虽然嫔妃较多、结婚早,但由于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度纵欲,无疑会影响自身的健康,使后代多体质孱弱而夭折,如果涉及宫廷争宠、废立,再加上古时医疗技术的落后,其中能成人的皇子本来就不多,皇储的选择范围就更小了。东汉先帝死时都早,所以能存活下来的皇子必然年龄偏幼,但只要先皇有子嗣却是非立不可,这就造成了多幼帝的情况。

由于皇帝大多夭亡,太子年幼继位,于是,就出现了母后临朝,垂廉听政的情况。汉朝又确立了皇后的嫡正地位,在皇帝年幼、懦弱、昏庸或皇嗣中断时,皇太后可以监护人的身份监督、选立嗣位人,以至临朝称制。太后临朝称制,其权力与皇帝相等。

这些垂廉听政的太后们,年龄都不大,一般不过二十几岁。她们死了老公,精神空虚颓废,无以寄托,把思想感情的关注点,从夫妻生活转移到朝廷大事的处理上来。然

东汉多幼帝而,这些年轻的太后们没有起码的社会经验和统治经验,也基本上没有文化知识。她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驾驭国家机器,只好依靠自己娘家的的父兄,帮助自己来处理国家大事。这样一来,国家政权便落到了外戚的手中。

以汉朝过去的经历来说,最早的案例是吕后专权。

吕后专权后,曾杀了继任的少帝刘恭(汉朝第三任皇帝),又立刘盈的儿子刘弘为帝,由于吕后的****,可怜刘弘即位的那年连“元年”都称不上。吕后专权期间,西汉王朝表面姓刘,实质上却是吕家的天下,因此当吕后去世后,随即爆发了刘氏皇族与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血腥斗争。

在周勃、陈平等人的努力下,刘氏皇族赢得了胜利,西汉终于回到了刘家子孙手上,从而进入第五、六任皇帝统治的“文景”时代,换言之,汉朝的第2,3,4任皇帝都只是徒有虚名。“吕后专权”虽造成了一定祸患,汉朝还是有惊无险地延续了下去,这过程中汉朝还是“幸运”的。

也正因为如此,汉武帝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更加‘变本加厉’的重用外戚。更不巧的是,一方面汉武帝雄才伟略,有他在压阵,外戚们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浪,另一方面,‘卫霍’两家的外戚也都是能力出众,忠心耿耿的能臣猛将,不但没有带来不利影响,反而创下了赫赫战功,使汉朝成为了真正的东方帝国。

早期汉武帝刘彻刚即位不久,汉朝朝政实际上也由当时的太皇太后窦氏把持着,该期间,窦太后曾多次左右朝政,甚至可以随时撤换皇帝,作为皇帝的刘彻实际上也是傀儡一个。幸运的是,由于窦太后始终忠于属于刘家,尽管依附着她的窦家势力很强大,但汉朝并没有“姓窦”的趋向。

后期汉武帝刘彻在位时曾依赖卫青、霍去病等“亲家”先后多次出击匈奴,在“卫霍”家族权高位重的时候,他们丝毫没有威胁到刘家天下,幸运的是,在汉武帝的帝位几乎后继无人的时候,霍光也非常有责任地担起了他的托孤使命,如果他任人不当的话,汉朝在那时候很容易就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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