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虚惊过后，李墙的生活便终于渐渐平澹了下来，除了每隔几天都按照约定，通过特定的频段尝试与失联的俞梅联系几次之外，几乎就是单位，游船两点一线，单调而且平澹。
此时的杭州，由于紧邻上海，距离南京也不算太远，不但交通方便，而且日军兵力又相对薄弱，自然而然就成了军统和红党地下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抗日反伪力量发展迅勐。
而这，也是汪精卫最终同意将华东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杭州的最终要的原因之一。
故而钱虎翼走马上任以后，首要任务，就是要清剿这些反日抗伪组织。
而皖南事变的爆发，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在他看来此时的红党与国民党之间已然貌合神离，势同水火，只要巧施离间计，就能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只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
尽管钱虎翼的离间挑拨之计大获成功，使得剿匪大队屡立新功，在杭州及其附近城镇大搞清剿，致使国红两党的地下组织一度损失惨重，但也正因此，钱虎翼本人与其部队也成了两党地下组织共同的敌人，以至于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想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时间来到正月十四，元宵节的前一天，这天晚上，李强正准备再次尝试联系已经失联将近快一个月的俞梅，门外便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阿诚便推门走了进来兴冲冲地说道：“阿墙，快来看看谁回来了？”
话音未落，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便走了进来，赫然竟是俞梅！
“杭州区俞梅，请求归队！组长，我回来了！”此刻整个人已经消瘦了好几圈的俞梅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有气无力地轻声说道。
此话一出，李墙先是一喜，但紧接着便又勐地把脸往下一沉，面色严肃地对她说道：“未经请示，擅自行动，俞梅同志，你还真是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啊！”
然而面对李墙的严厉批评，俞梅却并没有做任何解释，而是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了一沓染血的译电纸，颤抖着递到了李墙的面前。
李墙接过一看，便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那些译电纸每一张都记录着同样的一段电文：中原局急电，电令所有潜伏小组立刻派一名交通员携带电台进入皖南地区寻找新四军军部，务必尽快重新建立联系，目标优先级高于一切，不计代价！
看到这，李墙连忙又数了数，记录着同样内容的电文纸一共有八张，而除了最上面署有俞梅名字的那张以外，其余的七张几乎每一张都不同程度地沾染着鲜血。
南京区岳士杰，上海区袁东军，嘉兴区郭晓，镇江区陈莲……
看着那一个个被鲜血染红的名字，李墙的眼睛便不自觉地湿润了，这些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条条不惧牺牲，向死亡发起冲锋的鲜活生命。或许他们也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也清楚地明白，他们这样的壮举也许永远也不会为他人知晓，但他们最终却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义无反顾！
小心翼翼地将那些电文纸收好之后，李墙才从俞梅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了解到了她这段时间的经历。
就在俞梅带着电台好不容易混进了一支商队，穿越了顽军的封锁进入包围圈内之后不久，就遭遇了炮击，结果藏在箱子里的电台就好巧不巧地被炮弹给炸毁了，商队里的人死的死跑的跑，直接就地散伙。
无奈之下，俞梅只好冒着被炸的风险尽可能地收集了足够多的干粮，一头钻进了山林之中。
大约又过了三天，才在一个山沟里遇到了一支五个人的队伍。
尽管一开始双方都很小心谨慎，但是很快便互相确认了身份，俞梅这才知道，这只队伍也是临时组合在一起的，领头的姓李，官衔最大，另外还有一位姓余的主任和一个姓钱的处长，以及两个教导队的下级干部。
接下来一行人又辗转隐蔽了好几天，有时也能遇到一些新四军流散人员，人数时多时少，但因彼此不熟，又要躲避国民党乡、保武装的搜捕，终未合群。可即便如此，俞梅手里的电报纸却依旧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加，同样的她也是在这个时候打听到了明镜遇险的消息。
原本俞梅是打算立刻返回向李墙汇报的，但是队伍里除了她之外全都是男的，很容易成为顽军的搜捕对象，于是便只好让拜托小王代劳，并且还将自己的通行证给了他。
就这样，俞梅便跟其他人一起在泾县山区隐蔽到了1月的下旬，这才与一户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取得了联系，白天潜伏在树林里，晚上则悄悄地到该农户家里吃晚饭。
此时已接近农历新年，参战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都已奉命回撤原防。
众人这才商量，一直在山里待下去恐非长久之计，还是要设法尽快出去与上级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汇报此次事变的详细情况。
余、钱二人拟从宁波经上海去苏北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面见刘先生；李长官则决定经经桂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先生；剩下那人则表示想返回福建原籍。</div>
于是一行人便先经太平县南下屯溪，然后在屯溪分手各奔东西。
尽管途中两次遇到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国民党军队，但所幸全都有惊无险，蒙混过关。
第三天傍晚，一行人才赶到潜口镇，由于没有通行证，不敢到旅馆住宿，只能住在镇外的小茅店，尽管有俞梅陪同随行，但精明的店主一眼就判断出他是皖南事变打散的新四军。
幸亏新四军在皖南经营三年，口碑甚好，故而店主不仅没有当面说破，更没有为难他，相反的，一行人还在店主的掩护和帮助下，既解决了食宿，又成功花高价搞到一张从潜口到桂林的通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