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孤悬海东,面积大约相当于析置出福建之后的江浙行省,人口则远不及之。≥
全境山地面积甚广,其位于北鲜者,即有咸镜山脉、赴战岭山脉、妙香山脉、摩天岭山脉、狼林山脉、灭恶山脉、马息岭山脉等等。这些山脉的走向或东南、或西北,连绵不绝,其中奔腾有清川江、大同江等许多的河流。山川壮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
三千里锦绣江山,即得名于此了。
四季之景色,春若云蒸霞蔚,夏如苍松翠柏,金秋桂子飘香,冬则水木明瑟,别有一番风味。
这一日,残雪消融,艳阳高照。
邓舍游兴大。历数入高丽至今,几乎无日不战,无日不斗,难得有闲暇时日游山玩水。如今辽东局势大致已定,海东行省的诸般衙门也已粗略成型,又值农闲,没甚要紧的事务。他念及洪继勋、姚好古连日辛劳,当下遣了人去,邀他们登山玩景。
这真是投其所好。
洪继勋、姚好古这两个人,性格虽然不同,却都是满腹诗书,难免文人习性。闻言之下,无不欣然应召。除了他两人,邓舍还邀请了状元郎王宗哲,左右司员外郎李敦儒等几个文官。至于文华国、杨万虎这些,唤他们去游山,不如通宵拼酒更对脾气,因此也没去叫。
邓舍带了赵过,挑了几十个亲近侍卫,另外哥哥队、质子军中几个任了差事的亲兵、质子。汇合众人,一行百十人,轻骑缓马,出了城门。
平壤附近的山不少,大大小小十数,最有名的自然兔山,上边有箕子墓,邓舍去过一次的。兔山去城不足半里,距离很近,山势甚高,要轻骑慢行,把玩景色,不如城北五里外的锦绣山。
不太远,也不太近,而且山中很有些名胜古迹。此山再往东,有座牡丹峰,景色也不错。高丽王曾经登过,不过太远,还得再走五十里。
众人打马徐行,往北而去。一路上,见天高云淡,前边远近山峦隐现,右侧大同江经城东而过,逶迤蜿蜒,结了冰,澄江如练。沿途农田,空旷少人,偶尔见一二衣衫褴褛、佝偻瘦小的男女行在其间。
姚好古感叹道:“‘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昔日箕子朝鲜时,平壤即为都城。继而高句丽,亦为京师二百余年。至高丽,称西京。往日繁盛时候,摩肩接踵,挥汗成雨。
“城中亿万之人口,全凭此等衣衫褴褛之辈养活。显宦世家的子弟,从出生就带着金调羹,养尊处优,不事劳作,四肢不勤,不辨五谷。日日锦衣玉食。
“农家辛苦一年,每日所得不足以糊口,诚如将军日前所讲:‘身不离田亩,手不释织轴,而食不过残羹,服不过破衣。’路上若是碰上显宦世家的子弟,惶惶跪地,不敢抬头。富人子弟稍有不满,即鞭打马踹,不用拳脚,怕污了自己的手。甚至有时候,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找乐子。
“而农家人终不敢一言之反抗,世之牛马,也没有比他们更温顺的了。但有战乱,流离失所,先死者亦此辈。杜子美有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卑职年少时读书,不解其意,后来游历四方,所见目睹,尤甚诗中。将军‘每念及此,为之涕零’,卑职也何尝不是呢?戈戈不休,而我民也何罪?”
随行邓舍左右的群臣中,洪继勋出身世家,王宗哲书香门楣,李敦儒最不济,也是个富家子弟。他们或遭家仇,或受国难,有过颠沛流离之苦,说到农家之辛劳,除了圣贤书上有见,却没有半点亲身的感受。
如果路上见到冻死的农人,他们也许会有怜悯,但对姚好古话中的沉痛深沉,无法全部理解。
邓舍颔不语,洪继勋不屑接话。李敦儒因他的娘子早先得罪过邓舍,此时依然忐忑,不敢开口。眼看冷场,王宗哲咳嗽声,说道:“我前宋真宗皇帝《神童诗》中有句话,言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高丽学我中国制度,倒也办有科举,……”
这话提醒了洪继勋,他想起一事儿,打断王宗哲,插口说道:“主公,却有一事,不可不提早防范。”
王宗哲讪讪收声。
邓舍道:“噢?何事?”
“卑职前些时日,见城中西来的流民中,有几个士子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卑职问及,他们遮遮掩掩不肯回答,却是因了明年胡元要开科举。这些人得了风声,打算回去应试的。”所谓西来的流民,就是从辽左、辽阳等地来的汉人,邓舍征战辽东,不少人受战火波及,逃入高丽。
赵过也道:“末将两三日前,也接了盖州来的军报,说辽左的士子,颇有浮海远行的。”
邓舍苦心经营,至今笼络得来的文人士子寥寥可数。他待人不可谓不宽大,用人不可谓不开明。无论降官、无才、有才无德,稍有才能,无不拔擢显用。就算如此,看他左右,正儿八经主动前来投他的、可堪大用的有才之士,洪继勋一个而已。
邓舍皱了眉头,心中不喜。可他也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蒙元入主中原百年,汉人士子多视其为正统。邓舍平素对这种现象就很注意,结合洪继勋等的介绍,对士子们的这种心态略有分析。
如果拿后世的术语来套,有元一代,地主、士大夫对胡元政权的拥护可以归结到阶级利益上。特别南方的地主、士大夫,有坚决反元的,更多的选择了配合。因为蒙元政府用汉法治汉地,最起码承认并且保护了他们对佃农、对乡里巴人的剥削。
学术思想上来讲,先秦儒家提倡“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夷与夏的主要标准在文化,不在种族。
到了南宋,国势不振,饱受外族欺凌,少数士大夫,如陈亮等人,开始认为“中国”即汉人,对夷狄产生强烈的排斥。不过,这种观念并不流行。宋之遗民,主要还是由于忠君,而不是排夷。
入元之后,儒生不再讲“夷夏之防”,而着重“用夏变夷”。“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也就是说,夷狄可行汉法,那么,就承认它们为正统王朝。而元朝已行中国之道,故此可为正统。
也因此,元末群雄逐鹿,绝大多数的士大夫并没有响应号召,反而竭力尽忠蒙元。
汉人士大夫的种种心态,简而言之,其实从十几年前的一件事上,就可以看的清清楚楚。至正三年,元帝下诏修宋、辽、金三朝史,任脱脱为主管。
这个史书,蒙元早就想修,只是却有一个问题,宋、辽、金三朝,谁为“正统”,换言之,蒙元继承的谁的道统?有以宋为正统,有以辽、金为正统,至少与宋并列为正统的。各种观点辩论不清,相持不下,故此拖延不决。
到了脱脱修史,毕竟蒙人与辽、金相仿,都是戎狄,不列辽、金为正统说不过去。而汉人对这个正统观又非常在乎,也不能不取宋为正统。于是,他遂采取了折中的观点,以宋、辽、金各为正统,互不从属。至此,方才定下了修史的基调。
当时有两个名闻天下的汉人士子,一个叫危素,一个叫杨维祯。对脱脱采用的正统观,他们两个人一个赞同,一个反对,分别上书,阐述个人的观点。
危素说:“本朝立国于宋、金未亡之先,非承宋、金而有国也。”他认为蒙元并非上承宋、金,因此自成正统。元灭宋,取而代之,就像是唐灭隋,宋灭周一样。完全不必讳言,这是天经地义的。
杨维祯说:“历代离合之殊,固系乎天数盛衰之变,万年正闰之统,实出乎人心是非之公。”他认为“正统”与否,不完全取决于统治时间之长短,地域之大小,实力之强弱,名分之偏正,而在“天理人心之公”。
他反对将辽、金也视为正统,“道统不在辽金而在宋”。
他认为,元朝理应上承两宋而继承正统,而不是上承辽金,也不是自成正统。他的这个观念,是比较正统的汉人书生之看法,但不论危素,抑或是他,都没有反对蒙元不是正统的。他们所争论的,不过辽金的正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