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与镜的相依相惜
文学，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艺术样式之一，一直承载着记录生活、传达情感、表达思想的重任。文学作为一套符号系统，并不是以听觉和视觉感知直观形象的，而是具有非直观性和抽象性的特点。语言文字“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无尽的想象空间。正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恰恰是因为文学具有这种模糊性的特点，使其有了广泛的再造空间，为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提供了有利条件。电影和电视，作为通过听觉和视觉直观感知形象的艺术，恰好与文学互为补充。也因为文学的滋养，丰富了影视精神内涵。美国著名电影理论家乔治·普鲁斯东就曾针对文学与影视的关系提出：“小说与电影像两条相交叉的直线，在某一点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在交叉的那一点上，小说和电影几乎没有区别。”
把经典文学著作改编成影视作品由来已久。电影改编文学作品始于1900年，梅里爱将《灰姑娘》搬上银幕。1956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编剧夏衍，导演桑弧）改编自鲁迅的小说《祝福》。中国第一部电视剧，拍摄于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也改编自同名短篇小说。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籍作家。由其小说改编的电影《红高粱》（编剧莫言、陈剑雨、朱伟，导演张艺谋）在1988年获得第三十八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
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又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在当代中国，影视创作实践和艺术观念都深受文学的影响。由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数量已占据了整个电影市场的相当份额。作为“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作品大部分改编自小说。比如张艺谋的《红高粱》（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编剧陈剑雨、朱伟、莫言）、《菊豆》（根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编剧刘恒）、《大红灯笼高高挂》（根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编剧倪震）、《秋菊打官司》（根据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编剧刘恒）、《活着》（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编剧余华、芦苇），陈凯歌的《黄土地》（取材于柯兰散文《深谷回声》，编剧张子良）、《边走边唱》（根据史铁生小说《命若琴弦》改编，编剧陈凯歌、史铁生）、《孩子王》（根据阿城小说《孩子王》改编，编剧阿城、何建军）……在学术批评层面上，影视改编与原著的比较研究也成为批评焦点。导演张骏详认为，电影是“用电影手段完成的文学”。夏衍提出“改编必须忠实于原著”。郑雪莱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把电影当作一种文学，实际上否定了它作为独立艺术的存在”。笔者认为，小说在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要把握两点原则：一点是守，一点是变。所谓守，是指影视作品在改编的过程中要尊重原著所传达的思想。改编作品要体现原著所传达的情怀与情感，不能颠倒是非，与原著所传达的情感背道而驰，或干脆弃原著中蕴含的情感不顾，另起炉灶。这就违背了改编的基本规则。在首先做到尊重原著所传达的思想、情怀、情感的基础上，接下来就要做到变。电影或者电视是门独立的艺术。编剧和导演在改编的过程中，是带有个人情感的再创作。不能记录式地再现原著的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对话，每一个人物……而是要运用影视艺术特有的讲故事的规则，通过影视语言表现原著内容。文学语言和影视语言属于两种语言体系。文学语言载体是文字。影视语言则要通过景别、镜头运动方式、声音、音响、蒙太奇等进行表意。所以，原著和影视作品并不能简单地直接转换，而是要在保持与原著统一的神韵下，根据影视思维，运用影视语言对原著进行影视化地改编。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大众的阅读方式也在改变。随着平板电脑，大屏手机地推广，阅读的伴随性越来越强。小小的电子设备甚至能装载整个图书馆的容量。“书是用来收藏的”，这一句广告语真实地映照了当下无纸化阅读的盛行。由此，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网络文学，指新近产生的，以互联网为展示平台和传播媒介的，借助超文本链接和多媒体演绎等手段来表现的文学作品、类文学文本及含有一部分文学成分的网络艺术品。其中，以网络原创作品为主。”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也逐渐发展壮大成熟。从2000年第一部由网络文学改编的电影《第一次亲密接触》算起，由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剧已走过十几年的历程。其中有家庭伦理类的如《蜗居》、《双面胶》、《王贵与安娜》，有中国首部互动电影《PK.CO》，宫廷斗争戏如《美人心计》、《后宫·甄嬛传》，青春爱情题材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失恋33天》……这些影视作品中，有的是原著在网络上被广泛转载后，再改编成影视作品；有的是影视作品热播后，原著又被大量点击下载。
应该说，由网络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已成为时下创作和批评的新的风向标。网络文学改编影视作品背后，折射着深层次的社会心理结构和文化投射。网络文学改编影视剧的编码过程也区别于传统文学改编影视剧的编码过程。网络文学的盛行，拓展了文学与影视研究的视域范围，将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又推向一个新的领域。
二、由梦到镜的多维视角
荣格提出的“集体无意识”是指一种深层社会心理结构。特定年代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现实同样会激起人们心中潜藏的或被压抑的心理需求，而形成一种潜于内心深处的集体心理呼唤。当社会现实无法满足人们这种潜在的集体心理呼唤和精神需求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转向叙事，而一旦叙事迎合了大众的集体心理呼唤并提供缺失性心理补偿，这个叙事便从诸多叙事中脱颖而出。在“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成为当下主流审美意识的语境中，影视作品改编网络文学的盛行，有其必然性。
（一）网络文学的叙事特点契合时下观众的心理需求
网络从来没有属于过精英。网络的普及是大众化的，平民化的。从最初的论坛、BBS、发话题、跟帖，到QQ、博客，到现在的微博、微信……网络正在逐渐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乃至现在足不出户，就可以获知全世界的消息，购买所需要的物品。亲朋好友虽远隔千山万水，却感觉近若比邻。网络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
有人这样比喻网络的存在，一天不吃饭可以，但一天不上网，就感觉被这个世界抛弃。
这句话或许有些极端，但它也反映了网络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
网络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伴随品，因而网络文学的叙事方式也存在着日常化、生活化的特点。在“娱乐至死”的视域下，观众抛弃宏大叙事，转而投向日常生活审美的情趣中。这是时下影视剧，特别是电视剧的主流审美情趣。“一部作品改编得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改编的方式，而是改编后的电影能否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打动观众，达到既能让观众放松，又能得到艺术享受的目的。”要在内容和艺术表现上打动观众，就要满足观众的心理需求，迎合大众的集体心理呼唤并提供缺失性心理补偿。网络文学以其通俗易懂、大众化的叙事特点暗合了时下影视剧日常化的审美呈现这一需求，因而成为影视剧改编文学作品的新宠。
《蜗居》表现了都市人生活所面临的重重压力。描写了城市中房奴们的命运，反映出转型期社会中，生活在都市的白领，在光鲜靓丽的外表下不能承受的生活之重，消解了“都市神话”。同时也曝光了权钱交易，官商勾结，情感道德沦陷等社会现象。这部由网络文学改编的电视剧对人应该如何存在这一哲学问题进行了思考，契合了时下观众普遍关心的房、钱、权、**、情人、大城市生活压力等热点话题，因而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再如电视剧《双面胶》，从婆媳关系的角度切入，讲述了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来自东北的李亚平和上海女孩胡丽娟正是“凤凰男”和“孔雀女”的结合。这对小夫妻平静的生活因婆婆的到来而失去了平衡。电视剧表面看似在描写婆媳间的矛盾，其深层的原因在于两家不同的生活背景、经济基础和价值体系的冲突。这也应和了当下城市生活中一种新的婚姻状态——凤凰男和孔雀女的结合，解构了中国传统的门当户对的理念，而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也展现了这种婚姻生活中不能承受之重。诸如此类作品的热播，正是原著小说的叙事特点契合了时下观众的心理需求。因而在将其改编成影视作品时，也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
（二）网络文学的后现代文化情结与当下审美标准具有同构性
“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创造，其实，很难超越历史本身。”中国当前的文化状态非常特别，任何一种文化都处于一种尚不纯粹的发展阶段。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性的一种批判。拒绝崇高，消解深度，远离历史，在世俗化的层面上重塑生活的意义。审美文化娱乐化，深度文化平面化，文字文化图像化，文化成为一种消费品。由网络文学改编的影视作品中充斥着一种后现代性的狂欢气息。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陌生化”的效果正迎合了受众规避现实，在影像中对“白日梦”的追求。网络文学一改传统文学宏大的叙事模式，将视域范围缩小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削平深度模式，呈现出拼贴与碎片化的表达。在互联网的世界里，大众传媒的中心话语权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小众话语的绝对权威。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意见领袖。伴随着中心话语权威的消失，“文”以载“道”的功能被削弱，“主旋律的声音”被“众声喧哗”所淹没，自我表达的**得到强化。没有了共同的榜样，我就是我的榜样。这种状态下，也往往使人陷入一种身份焦虑中。自我和镜中的“他者”纠缠在一起，彷徨和恐惧伴随左右，明知痛苦但却无心冲破这种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