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泰老婆以前是丝厂财务科长，丝厂破产以后他就下岗在家里，她和周永泰都是财校毕业的，比周永泰要低一年级，是财校有名的漂亮女孩子，下嫁给当时很木纳的周永泰，自然在家中有些优越感。再加上丝厂前些年着实风光了一阵，她作为财务科长，还时常与县里领导见面。
所以在家里是一直充当着正家长的角色，周永泰就是副家长，只能提建议，并不能对家务事最终表态。只是风水轮流转，红火的丝厂没有顶住市场冲击，当年的财务科长不得已成为了家庭妇女，一家人靠着老周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她的一腔怒火时常在心里憋着，工作时还能向部下发火，如今只能向周永泰发火。等侯卫东费尽力气将周永泰扶到家里，他老婆开门见到周永泰这个样子，脸上立刻裹了一层吓死西伯利亚寒流的严霜，道：“你这死人，喝不了三口猫尿，硬是要喝，你喝醉了，其他人没有你这么傻，他们怎么不喝醉。”
杨柳跟在侯卫东身后，听到周永泰老婆不分青红皂就是一顿拿枪夹棒的话，心里很生气，小声道：“早知这样，就把他扔在饭馆里。”侯卫东转过头，用眼色给杨柳示意了一下，他不想与周永泰老婆一般见识，等到其接过周永泰，转身便走，并不啰嗦。
杨柳心里对驾驶员也有意见。这位驾驶员原本是开发区驾驶员，当初为了开车，在她面前说了不少好话。此时见侯卫东扶着周永泰上楼，他稳坐在车里，口头上问了声要不要帮忙，并没有实际行动，杨柳心道：“这人眼窝子浅，不可深交。”
到了益杨县政府大院，侯卫东下了车。杨柳也跟着下来，她主动地道：“孟关镇张有发书记已经过来报到了。他马上要去沙州市党校学习三个月，张劲还是常务副主任，目前就由他主持工作，新管会的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侯卫东与张有发也是熟人。今年过春节，张有发要给祝焱拜年，还得从侯卫东哪里得到祝焱的消息，不过侯卫东是紧跟祝焱，张有发却跟几个领导的关系都不错。
对此人，侯卫东有好感也有戒心，道：“张主任八面玲珑，与县里领导关系都还不错，他了是多年领导。有自己一套用人办法。”杨柳是侯卫东在新管会最得力的部下，张有发到了新管会以后，会不会继续用杨柳就是一个问题。侯卫东不好将这层意思点破，就只说了小半截话。
杨柳理解侯卫东没有说出来的大部分意思，道：“我就是尽到办公室主任的职责，如果领导不满意，最多换一个岗位而已，无所谓。”
侯卫东见杨柳这样说。也就不再含蓄了，道：“季书记和我的关系很好。如果你以后在新管会干得不愉快，随时可以换工作，不用委屈自己。”
看着三菱车离开，侯卫东心里便有各种不同的复杂滋味。
这一次事件让他明白了许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明白了“为什么一人得道，鸡犬要升天，一人倒霉，就会祸害一片”。
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得道之人总是靠着众人的力量才能最终白日飞升，没有一帮手下给得道之人赚钱、煮饭、打扫卫生、照顾双亲，只怕这位得道之人在没有升天之前，便会被俗物累死，哪里还有能力飞天，所以他升天之后便要带着鸡犬，这也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的传统。
如果升天之时不带最亲近的人，反而带些外人，未必太不近人情。
同理，一人倒霉，他的手下人必然是被打压的对象，痛打落水狗嘛，免得落水狗趁人不备来咬人，这也是岭西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也是现实生活中的经验教训。
带着乱七八糟的思绪，侯卫东回到了顶楼科委办公室，坐了一会，信息所王所长走了进来。王所长四十来岁的样子，梳着根大辫子，她的衣服仿佛还停留在八十年代，坐在侯卫东对面，道：“侯主任，有空没有，我要汇报工作。”
中午那顿酒，周永泰在喝醉前，已将科委几个人的基本上介绍了，周永泰介绍王所长之时，对其工农兵学员身份进行了特别强调，侯卫东就记得特别清楚。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高考就都取消了。直到1971年，大学才重新开始招生，但是当时大学并不高考，而是恢复了唐以前的推荐制度。大学新生直接从工人、农民和士兵中推荐产生，报名者必须当过三年以上工人、农民或士兵。这就是“工农兵大学生”的由来。
中央政府把新生名额分配给各部、各省和部队，再由它们逐级向下分配名额，一级一级地分到工厂、县、和师。在1970年，只有不到1%的中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大学的录取名额在中国许多地方不到适龄青年千分之一。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推荐过程由于裙带关系而*变质。
1972到1976年，百分之七十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是干部子女或者有政治背景，本科学制从四年缩短到三年，由于在劳动中荒废了学业，以及新生的水平参差不齐，一些教授抱怨说一些大学生水平还不如高中生。王所长就是一名工农兵大学学员，在科委这个知识分子较为集中的地方，连中专毕业的同事都看不上这位工农兵学员。
侯卫东热情地为王所长倒了一杯水，便看着王所长，等着她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