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致仕，上以其尝从隋炀帝伐高丽，召诣行在；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听之。”
张俭等值辽水涨，久不得济，上以为畏懦，召俭诣洛阳。至，具陈山川险易，水草美恶；上悦。
上闻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问方略，嘉其才敏，劳勉之，曰：“卿有将相之器，朕方将任使。”名振失不拜谢，上试责怒，以观其所为，曰：“山东鄙夫，得一刺史，以为富贵极邪！敢于天子之侧，言语粗疏；又复不拜！”名振谢曰：“疏野之臣，未尝亲奉圣问，适方心思所对，故忘拜耳。”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上乃叹曰：“房玄龄处朕左右二十馀年，每见朕谴责馀人，颜色无主。名振平生未尝见朕，朕一旦责之，曾无震慑，辞理不失，真奇士也！”即日拜右骁卫将军。
甲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帅江、淮、岭、硖兵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帅步骑六万及兰、河二州降胡趣辽东，两军合势并进。庚子，诸军大集于幽州，遣行军总管姜行本、少府少监丘行淹先督众工造梯冲于安萝山。时远近勇士应募及献攻城器械者不可胜数，上皆亲加损益，取其便易。又手诏谕天下，以“高丽盖苏文弑主虐民，情何可忍！今欲巡幸幽、蓟，问罪辽、碣，所过营顿，无为劳费。”且言：“昔隋炀帝残暴其下，高丽王仁爱其民，以思乱之军击安和之众，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胜之道有五：一曰以大击小，二曰以顺讨逆，三曰以治乘乱，四曰以逸敌劳，五曰以悦当怨，何忧不克！布告元元，勿为疑惧！”于是凡顿舍供费之县，减者太半。
十二月，辛丑，武阳懿公李大亮卒于长安，遗表请罢高丽之师。家馀米五斛，布三十匹。亲戚早孤为大亮所养，丧之如父者十有五人。
壬寅，故太子承乾卒于黔州，上为之废朝，葬以国公礼。
甲寅，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击高丽。
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直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动，意甚恶之，豫蓄轻骑于漠北，欲击之。上遣使戒敕无得相攻。真珠可汗对曰：“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自是数相攻。
俟利苾之北渡也，有众十万，胜兵四万人，俟利苾不能抚御，众不惬服。戊午，悉弃俟利苾南渡河，请处于胜、夏之间；上许之。群臣皆以为：“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顾谓褚遂良曰：“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俟利苾既失众，轻骑入朝，上以为右武卫将军。
贞观十九年乙巳，公元六四五年春，正月，韦挺坐不先行视漕渠，运米六百馀艘至卢思台侧，浅塞不能进，械送洛阳；丁酉，除名，以将作少监李道裕代之。崔仁师亦坐免官。
沧州刺史席辩坐赃污，二月，庚子，诏朝集使临观而戮之。
庚戌，上自将诸军发洛阳，以特进萧瑀为洛阳宫留守。乙卯，诏：“朕发定州后，宜令皇太子监国。”开府仪同三司致仕尉迟敬德上言：“陛下亲征辽东，太子在定州，长安、洛阳心腹空虚，恐有玄感之变。且边隅小夷，不足以勤万乘，愿遣偏师征之，指期可殄。”上不从。以敬德为左一马军总管，使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