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何为两征呢？也就是商业税与农业税分开征收，农税秋征，只征一次，因为百姓一年也就收成那么一回，你征多了，他们也没地方出变出米粮来，但是商人就不一样了，商人不管你是春夏秋冬，他都能做生意，手工业者亦同样，所以，小婿以为，商税征每年征两次，一次年中，一次年末，每次三十税一，至于我朝的公共建设需要人手，其实也简单，每次战争之后，我大唐都能得到大量的劳动力，拿百姓们交纳的免役钱来作为成本，让这些战俘来替我大唐建路筑堡，一来二去，既省了百姓劳役之苦，这二嘛，又能物尽其用......”
“......另外，我大唐货物进出之贸易，我们大量地鼓励奢侈品、制成品的大量出口，刺激工商业发展。并且，对于粮食严肃出口......”
花了近一个时辰，大概才把我的构思说了一遍，然后，我又根据这些进行了一次总结，当然，在李叔叔用心听讲的情况之下。
“第一、取消租庸调及各项杂税的征收，保留户税和地税。第二、量出制入，政府先预算开支以确定赋税总额。实际上，我大唐可以每十年做一次人口和田亩、户丁普查，然后依照所得之结果，根据各州的农耕状况，按各项税收所得钱谷数，作为户税、地税的总额分摊各州；各州则以这十年间收入钱谷的丰年，作为两税总额分摊于各地。因此，户税、地税全国无统一的定额，这些，就要要求国家以专门的部门来负责核算标准，作出征收概数......”
两税法是一项有着重要意义的改革。首先，在均田制下，国家对租调徭役的征敛，主要依据是丁身；两税法则主要是依据土地多少征税。两税中的地税是履亩征粟，户税虽说依据资产，但土地是资产中的重要内容，所以也主要是依据土地征税。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均田制破坏后，土地占有情况愈来愈不均，于是舍人税地就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舍人税地也意味着封建官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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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以丁身为本”的租庸调制下，不管是地主、贫民，他们向国家纳税的数量却完全一样，这当然极不合理。两税法推行后，没有土地而租种地主土地的人，就只交户税，不交地税。这样，就多少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
再次，租庸调是以均田制为基础，流亡客户因为不在当地受田，所以既不编入户籍，也不纳税。两税法“唯以资产为宗”，不管土户、客户，只要略有资产，就一律得纳税。又因为贵族官僚原来就得负担户税和地税，所以也得交纳两税，况且世家门阀之中暗底下做生意的可不在少数，这样一来，国家的税赋收入还有着极大的挖掘余地。
另的我不敢说，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如果真的想我相象的一般，那么，大唐的国家财政收入至少会比现在翻上一番，这是最低的底线。
“......对于税制，我的大体思路是商出钱，农出力。而且农民徭役要在农闲时节，并可获得一定收益，农业税为实物性质。由于租庸调及各项杂税都已并入了户税和地税，这样一来，就消除了其他各项杂税，两税法的推行就极大地扩大了纳税面，即使国家不增税，也会大大增加收入。”我最后做出了总结。
“当然，最重要一点，那就是要加大对农业的重视，收集和开发高产物种，系统性地对田亩适应性做出指导性耕作，这样一来，提高了亩产，同样也能缓减土地兼并，另外，中央建立粮署又能让国家增加储备，平时收缴粮麻，灾时平抑物价，减少农民破产，赈济灾民，又能作为国家军事战略储备，以备不时之需......”我正在涛涛不绝的当口。
李叔叔重重地咳嗽了一声，让我打住了话题，一扭脸，李叔叔立起了眼角，正愣愣地瞅着我，半晌方缓言道：“照你所言，天下岂不是人人都要缴税了？”
“岳父大人，这只是小婿的一个构想，能不能成为现实这还两说，况且，天下为官者，多为地主财阀，比如关中门阀、山东氏族......”我说这话的时候，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李叔叔的反应，果然，李叔叔的眼角立的更高了。李叔叔最恨的就是门阀世家，虽然他们李家也是，不过，李叔叔跟隋朝的皇帝们一样，同样对这些拥有着相当话语权的世家门阀有着相当严重的戒备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