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45 胥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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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朝的疆域在韦宝的这一世,也没有什么改变。

明初在外蒙古边境一带设置四十余个卫所为边防前线,包括东胜卫、斡难河卫、开平卫、大宁卫等皆为明朝边防重地,其走向大致为阴山、大青山、西拉木伦河一线。

永乐以后,由于天气转寒,农耕不济,致使边境逐渐南移。明中期,随着蒙古复振,边境再次内迁,并修建长城以防御蒙古,在长城沿线设九边重镇加强防御,长城也成为当时农耕区与游牧区的界线。

朱元璋置辽东都司经营辽东,后朱棣招抚女真部落,于1411年设奴儿干都司,共辖130多个卫所。

1435年明宣宗撤回在奴儿干的流官驻军,至万历年间卫所增加至384个。

晚明,后金崛起后逐渐进占辽东。

东北邻国高丽于元明之际大肆扩张领土,通过招谕、剿杀、驱赶女真部落,使疆域不断向北推进。

1393年,朱元璋内迁铁岭卫,默许取代高丽的李氏朝鲜占据鸭绿江以东、图们江以南的地区。

幸好在韦爵爷手里,天地会控制了朝鲜的两个道,并且是最重要的两个道,都是政治经济中心,并且,天地会的影响力已经遍布整个朝鲜。

朝鲜一直是大明的藩属国,但从未像现在这样与汉人有这么紧密的联系,士大夫阶层至少有一半倒向了天地会。

明初于西北先后设有哈密、沙州、安定、阿端卫、曲先、赤斤蒙古、罕东左等卫,明朝西北疆界涵盖了后世的新疆。

1472年,哈密卫被吐鲁番攻陷,后于1482年兴复。

弘治年间三失三复,1528年后嘉峪关以西皆为吐鲁番所据。

1370年,吐蕃宣慰使何锁南普等率吐蕃诸部归降,后于青藏地区设乌思藏、朵甘卫指挥使司。

在完成藏区的统一后,明太祖要求藏民输马作赋、承担徭役,或蒸造乌茶、输纳租米,强调“民之有庸,土之有赋,必不可少”。

1407年,明成祖派遣刘昭、何铭等人前往藏区设置驿站,1414年,又遣中官杨三宝往藏区招谕各土官恢复驿站,经多年努力终使往来西番的驿道安全畅通。

1382年,明军平定云南全境,除正式府州外另设有三宣六慰,永乐年间増设底兀刺、大古刺、底马撒三个宣慰司,统治范围包括今缅甸、老挝大部及泰国西北部抵达孟加拉湾,明朝中后期这些地区多放弃或为周边国家所并。

1406年,明军进攻安南,最南边达到日南州一带。

次年明朝设置交趾布政使司,安南正式成为明朝的一个行政区,下设府十五、州四十一、县二百零八,共得三百一十二万人民。

1427年明朝罢交趾布政使司,放弃安南。

安南再次脱离中国独立,建立后黎朝。

1540年,莫登庸请降,明朝将安南国降为安南都统使司。

1553年葡萄牙租借澳门,获得停泊船只权,1557年取得居留权,葡萄牙人要向明政府交付租金,明朝依然拥有澳门主权。

1624年荷兰殖民者进入台湾南部,筑热兰遮城。

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也进入台湾北部。

此时的大明王朝不说岌岌可危,可能还不至于,但已经在下滑的快车道上面了,四面都是问题,内部更是问题重重。

这些都和韦爵爷没有太多关系,韦爵爷也没有起到什么影响力。

不管是朝堂上的话语权,行政权,还是在地方上的军事实力,韦宝都只能改变很小的区域,对整个大局没有多少影响。

不过韦宝在朝堂有一项优势,不是依靠他的老丈人英国公张维贤,而是依靠他所控制的御史衙门都察院和大理寺衙门。

这两个衙门的官员,九成以上都是韦宝弄出来的。

这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弄出来的官,谁带入官场的,谁就是这个人的宗主。

所以韦宝虽然才十五岁,还得过两个月才到十六岁,但韦宝底下的门生已经有两三千人之多了。

这些新上来的人,也还是属于旧式官僚。

而韦宝直接控制的河间府、沧州府、山东和登莱的地方官与军官,则全部出自天地会。

都察院和大理寺之所以不安揷太多天地会的人,主要还是因为在京城,审查的太严格,弄太多不是本衙门子弟的人进来,太惹眼。

地方官就要宽松一些。

在韦宝看来,京官和地方官当中,还是地方官更加重要。

地方官和京官,也说不上谁比较有优势,有人想当京官,而有人却想当地方官,都有。

1622年,大明朝廷为了让张鹤鸣经略辽东,升他为太子太保,又赏赐给他尚方宝剑,并且皇帝亲自给他送行。

张鹤鸣迫于无奈,只得出发,在路上磨磨蹭蹭的走了大半个月。

后来他上书朝廷,表示自己年老体衰,请求辞官回家。

张鹤鸣原先担任兵部尚书,是正二品。后来朝廷封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这显然是升了官。

他手上还有尚方宝剑,可以说是恩宠非常了,但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地方做官。

清朝乾隆下江南时,曾召见浙江道员罗源浩。

乾隆对他印象不错,就想把他调到京城做官。

罗源浩虽然口头答应,但是却面有难色,后来就把他留在了地方。

罗源浩当时属于地方官,他为什么不愿意去做京官。

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

但是,在做官上面,又有两个选择,一种是做中央系统的官员,是为京官。

一种是离开中央,到各地方去做官,是为地方官。

明清两朝的科举制度,状元、榜眼、探花直接留在中央,授予官职。

剩下的进士,则要继续考试,合格的进入翰林院继续学习,是为庶吉士。

三年期满后,还要考试,合格的留在京城,授予官职。

不合格者,则发配到地方做知县。

显然,在朝廷看来,京官比做地方官有前途。

那么,在明朝和清朝时期,京官和地方官相比,有哪些优劣呢?

发展潜力不一样。

新科进士如果出任知县,大多如丧考妣,很多士人会感觉仕途无望。

因为,明清时期的士人,如果做地方官,大多都是知县、知州等官,很少能够做到知府、道台的,更不要说,尚书、巡抚之职。

而做京官,虽然起点也不高,但是只要坚持下去,升迁还是不成问题的。

尤其是庶吉士,更是多方拉拢的对象,因为他们的未来不可限量。

后来更是出现了“非进士不入翰林,不翰林不入内阁”的传统。

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办事”,有人就代表着资源,也就是靠山,而有了靠山,升迁就会很容易。

传统政治中,党争很严重,随便加入一方,就算有了靠山。

即使不想卷入党争,在都城几十年,几个朋友还是会有的。

说不定以后哪个发达了,顺便就可以捎带一下自己。

还有的京官,如果有机会做侍讲学士,给太子当老师,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

明朝著名的政治家高拱、张居正都曾做过太子老师,后来都成为内阁首辅。

而地方官,除了上级领导之外,很难找到自己的资源和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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