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龙电影”形成完整而独立的风格,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经历了武行、武术指导、男主角的不同洗礼之后,我依旧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那段时间很沮丧,拍过的电影都不是自己想拍的,尽管能够看出其中很明显的问题,但自己人微言轻,没有说话的机会,更没有空间去拍自己真正想拍的东西。直到有天独立制作公司的吴思远先生来找,他希望向罗维导演的公司租借我去拍新片。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外的机会,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如果让你拍一部完全自己主导的电影,你会想拍什么呢?”吴思远开门见山地问我。我一时没答上来。过去的生活经验总是让我告诉自己,你不重要,你的意见也不重要,在前辈们面前,你只有乖乖听话的份儿。
沉思片刻,我把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吴先生,现在所有人都希望制造第二个李小龙,我也被迫去做了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没有人可以成功,他已经是一个神话,不可能有人真的超越他。既然这样,我们为什么不去开辟全新的路呢?”
看得出来,吴思远对我的观点很认同。我干脆站起身,用表情和动作向他做更细致的说明:“李小龙总是把腿踢得很高,那我就要把腿踢得低一些,李小龙在跟别人打斗时会大喊大叫,表现的是他的气势和愤怒,那我在打斗的时候就可以一边叫一边做鬼脸,表现的是自己有多疼。李小龙在观众心目中是超人,那我就要做一个普通人。我希望去演那种小人物,他们也有很多缺点和无奈,他们不是万能的,更不是什么大侠或英雄。”
看完我的表演,吴思远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你说的没错!我们就要拍这样的电影!”
在这样的创作理念带领下,我与吴思远合作,连续拍摄了《蛇形刁手》和《醉拳》。这两部电影大获成功,有的甚至超过了李小龙电影的票房,我再也不是“票房毒药”了,一夜之间,我成了大家争相抢夺的对象,变成了票房灵药。
签约嘉禾的当天,何冠昌先生向我保证,只要是我拍摄的电影,他们不会在预算上进行限制。我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拍到满意为止。这样短短一句话,确实是作为电影投资公司最大的魄力。我的电影从那时起,就逐渐形成了不惜工本的“坏毛病”。
当时我跟吴思远合作的几部电影,正在引领当下的功夫片潮流,但刚刚签了新公司的我,则希望再度开启一些全新的创作思路。不再执着于怪师父和懒徒弟的角色设置,也不再专注于练功场面的陈述,我希望拍摄一部情节相对简洁,但价值取向很正面的电影,这点完全有别于李小龙系列电影和邵氏那些老的功夫片。在这样的想法驱动下,我拍摄了《师弟出马》,再次获得成功。这部电影也成为我向过去告别的一部里程碑之作。
《A计划》的尝试帮我确立了更新的电影风格——亲身上阵尝试极度危险的特技动作,这也成为我至今不同于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观众来看我的电影,除了希望看到正面的故事、有趣的桥段、精彩的打斗之外,也都会期待看到我在新片里又做了怎样不要命的尝试。大家从最开始的惊声尖叫,觉得我是个疯子,后来也慢慢习惯了。我给自己设了一个走不出的迷局和难题,只能一次又一次地挑战身体和胆量的极限。
当然,《A计划》还有很多地方被人称道,比如舍弃了古装改拍现代故事、动感十足的街头打斗,以及我和洪金宝、元彪的完美配合等,它在很多方面为功夫片打开了全新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