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急于跟俄国达成外交协议，是因为中国还有另一种选择，那就是没有公开承认，但实际上是中国扶持的斯佩兰斯基政权。
斯佩兰斯基已经在投降的俄军中征召了向他效忠的俄国軍队，军官主要以中小地主家庭出身的子弟为主，士兵毫无疑问都是农奴出身。
这样的下等出身，让斯佩兰斯基更容易新任他们，如果是一个大贵族子弟，尽管斯佩兰斯基很认同他们的文化，但绝不愿意相信他们的忠诚。
主要原因还是中小地主阶层，更容易对目前的沙皇政权不满，而大贵族子弟，则基本不可能支持一个要废除农奴制的政权。
对于这些中小地主子弟来说，虽然其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小贵族，可他们的感受，其实慢慢已经跟农奴一样了，都觉得沙皇政权对他们是一种压迫。
一般认为，俄国农奴制的形成，即是受了欧洲的影响，也有自身的条件因素。俄国地域辽阔，密林和难以通行的沼泽地众多，造成了地理和经济上的分散性、孤立性，同时还长崎受到异族奴役和威胁，让俄国居民不得不寻求自我保护，或者求助于村社和贵族地主的保护，慢慢形成了贵族世袭领地制的建立。
在十五、十六世纪，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运动使西欧社会逐渐从农奴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迈进的时候，俄国的农奴制才刚刚开始形成。莫斯科公国依然处于异族势力的三面包围中。于是俄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完全根据军事需要来制定。为了加强军事实力，俄国开始引入和实行普遍的农奴制，这样就把人口固定在了居住地。
为了随时迎击来犯之敌，政府不断把贵族服役人员分散到人口稠密的内地和人口稀少的边疆，谁服役，谁就拥有土地；谁拥有土地，谁就得服役。在这种原则下，土地是保障国家获得充足军事服役的一种经济政策。而不像西欧贵族那么讲究学员和门第。
由于贵族由于长期扮演着军事服役者和土地所有者的双重角色，其实也是受到压迫的，沉重的军事服役，让那些获益较小的小贵族地主觉得不平衡，不划算，于是在18世纪，经济发展让一些地主不再依靠土地收入，而开始转为工商业阶层的时候，他们开始了大批量的退役。
根据彼得一世的军事制度改革，1714年的《一子继承法》中确认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原则，那就是服役，此后终身服役成为俄国军人的职业化标志。1722年的《官秩表》，让服役成为获得贵族称号的必要前提。
因此在俄国，退役也就意味着失去土地，失去封建特权，成为一个自由平民。
由于18世纪对西欧农产品的出口刺激了俄国土地的所有者，增加生产就会有大规模赢利的机会。但频繁的战争，繁重的军役使双重身份的俄国贵族无力经营领地经济，土地荒芜，农奴逃亡，家道中落，让中小贵族厌倦战争，千方百计逃避军事服役。俄国政府虽然一再缩短服役期限或取消强制服役义务，但制度的缺陷不可能化解政府和贵族之间矛盾，最终引发了贵族的退役浪潮。1762–1771年的贵族退役浪潮使俄国退役军官达到5413人，占军官总数的47.8%，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的军事力量。
这逼迫俄国政府不断改革和调整，安娜.伊凡诺芙娜女王时期，贵族可利用君主的赏赐获得官职；大幅度增加和提高宫廷官员的编制、品级。1762年彼得三世颁布《自由诏书》，贵族摆脱了义务服役而获得了永久的自由。叶卡特琳娜二世通过不断延长文官的任职期限而缩短军官的任职期限；法典委员会取消做官为贵族的方式，血缘、门第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依据。贵族铨叙局编纂的《贵族家谱》把世袭贵族划分为六类（赏赐贵族、军事官僚贵族、行政官僚贵族、爵位贵族、外国贵族、血统贵族），1785年颁布的《贵族敕书》最终确立了贵族的财产和等级特权的法律地位。此时，贵族似乎具有了特权等级的特征，俄国的等级制度得以确立，建立了跟西欧类似的贵族制度。
尽管通过叶卡捷琳娜大帝等沙皇的不断改革，让贵族可以不用服兵役也能保留头衔，制止了贵族的大规模退役浪潮。可也形成了一个对俄国来说相当严重的恶果，那就是不服役的贵族占有的土地数量开始激增。17世纪俄国贵族的土地占有量为9%，18世纪俄国贵族的土地占有量为29%，与17世纪相比贵族的土地上涨了5倍。
以前贵族必须通过服役保证自己的土地，而且不服役就没有土地，让国家和沙皇始终占有绝大多数土地，贵族成为一种依附于国家和沙皇的封建军事集团，不但增强俄国的军事力量，也保证了军事集团的忠诚。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秦代的军功受爵制度。
可是改革让贵族开始以血统，而不是服役为代价得到土地。大量土地和贵族爵位开始以继承的方式进行传承。贵族服役的热情下降，大量渴望晋身的平民加入軍队，这些人对沙皇的依附更弱，忠诚度更低，也没有家族相传的军事文化，事实上削弱了俄军的专业化水平。
彼得大帝时期俄国军官中只有14%来自非贵族等级，而现在俄国的终身贵族占贵族总数的四成，从其他等级流入贵族的人数的一半。通过服役获得贵族身份的“官僚贵族”占贵族总数的六成。